最高法--当事人基于合同解除的法律规定，可选择将合同中已约定“抵销”/抵消（即冲抵）的债务恢复原状

1. （2021）最高法民终675号  北京中集宏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真等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上诉人主张：

1. 案涉4000万元和6000万元性质是抵销中集公司、李真受让现代农业发展中心50%股权的部分股权转让款，系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的对价，一审判决仅以4000万《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用途，直接认定4000万和6000万是中集公司、李真对项目的投入属认定有误。2. 关于合同解除后果。一审判决对未到履行期限的部分计算违约金，于法无据。关于已经履行部分的损失赔偿，涉及中集公司、李真用于抵销股权转让款的1亿多元以及资金占用费损失，一审判决却要求当事人另案解决，严重损害了各方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以及中集公司、李真的合法权益。（二）林放未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义务，一审判决认定中集公司、李真违约没有法律依据，且与生效判决及各方当事人确认的事实相悖。1.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实际是债务重组，是中集公司、李真在林放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受让股权的方式实现债权，故在股权转让款的设置上，包含了对债务的抵销和负担的内容。中集公司、李真在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抵销了林放共计1亿元的到期债务，抵销的债务属于中集公司、李真就股权转让向林放支付对价的一部分。2.一审判决就所抵销的款项认定为中集公司、李真对项目的投资与案涉各方当事人的确认不符，也与生效判决的认定相反。

答辩人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中集公司、李真向林放支付违约金有误。林放将已转让给中集公司、李真的现代农业发展中心50%股权一股二卖转让给王伟，是明显的违约行为，而重审一审法院判定已通过债务抵销的方式履行1亿元付款义务，中集公司、李真向林放支付违约金有误。

北京高院历次审判查实：

3.关于《股权转让条件》与《股权转让协议》的关系以及《股权转让条件》中4000万元和6000万元债务的性质问题。依据北京高院第40号判决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条件》相互关联但互相独立，彼此不构成影响，在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股权转让条件》即发生法律效力。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两笔付款是此次股权以及公司、项目经营权利转让的对价无疑。但股权转让条件中的两笔款项性质则要具体分析。其中，各方均明知4000万元系2012年林放借李真的款项投入案涉项目，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转让协议中清退林放的投资款项中并不包含该4000万元（如果包含，则双方无需再约定该款项抵销）。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中集公司、李真取代林放成为股东参与经营，致该4000万元的债权人与债务人混同，该4000万元即应为中集公司、李真对案涉项目的投入。如果合同解除，该4000万元应为中集公司对项目的投入内容，应在项目清算中解决，不属于作为已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返还的范围。同理，6000万元担保债务起始于北京一中院第1527号判决，该判决中林放并非案件当事人，林放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华恒公司是该判决确定的债务的抵押人，判决确定华恒公司为2745万元债务的赔偿义务人。6000万元的数额实际是各方在判决之后执行和解中的一揽子债务处理方案，该方案涉及的当事人不仅包括本案当事人，还涉及案外人关纪武，因此，该6000万元抵销债务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条件时即已经依法抵销，视为中集公司、李真对该项目的投入。据此，在案涉公司、项目控制权已经移交中集公司、李真，且其已经实际参与经营公司以及项目的情况下，该4000万元抵销的借款债务以及6000万元抵销的担保债务已经融入到中集公司、李真对案涉项目的投入中。 关于《股权转让协议》应继续履行还是应予解除的问题，以及4000万元和6000万元抵销债务如何处理的问题属于本案违约责任论述的范畴，在下一节予以论述。

北京高院认为【实际上侧重于认为该抵销的后果仍在持续、不可打破】：

关于合同解除后的尚未履行部分的返还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关于“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本案协议解除后，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本案中集公司、李真违约，涉案股权转让因中集公司违约而解除，林放对此予以接受并已经采取补救措施，涉案股权至今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故案涉林放名下的50%股权依然归林放所有。同理，案涉合同解除，未履行的项目的控制权、经营权，依法亦应当返还林放。

关于已经履行部分的损失赔偿问题。根据双方的起诉请求，案涉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部分的损失主要为案涉项目控制权移交后经营中各方的投资、收益损失，既包括林放主张的返还投资款损失以及经营损失，也包括中集公司、李真主张的已经抵销的债务的资金占用损失，还包括合同解除后已经抵销的债务无法恢复所导致的损失等。林放的前述投资款以及中集公司、李真受让项目后的投资以及中集公司、李真以抵销方式的投资均已经物化在已经开发的项目中，本案如果直接判决中集公司、李真全额返还林放的投资款，或判决林放全额返还中集公司、李真已经抵销的债务投资，会与双方项目的投入、损益不相符，且没有依据。虽然最高法237号裁定中指出，双方主张损失应当以对案涉项目投资、经营情况进行审计、清算等为前提，但是该内容实际是要对案涉目标公司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清算以及对案涉项目盈亏进行审计，固然可以根本上解决双方投资、收益以及损失，可以作为该部分履行期间的收益或损失判断的依据，也符合合同解除后一并解决纠纷的立法初衷，但是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案涉现代农业发展中心的账务在2015年双方4000万元借款纠纷执行中因缺少材料而导致股权价值无法评估，本次审理中，经一审法院当庭告知，中集公司、李真、林放、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润科公司均称不掌握公司以及项目资料，而作为拟将被审计、清算的现代农业发展中心也拒不提供公司经营的相关账务或案涉项目的相关资料，该项目目前已有的资料仅为一审法院依职权签发调查令调取的有关资料，仅依据法院调取的资料难以做出审计，加之就案涉项目，已经出售、交付使用的房屋的工程款事宜正在一审法院诉讼中，而该工程款争议是本案项目经营中主要的支出内容之一，而公司、项目、股权价值的计算均依赖于案涉项目以及现代农业发展中心的经营资料以及另案诉讼的结果，如果本案等待另案审结后再启动审计或清算程序，则会造成本案股权转让纠纷中的相关债权债务损失扩大，造成本案久拖不决，不利于解决纠纷。综合上述情况，因本案返还财产或者赔偿损失的范围确实难以确定且双方争议较大，相关当事人也拒不配合，一审法院依法告知双方当事人就损失部分通过另行起诉等方式解决，并在本案裁判文书中予以明确。因此，最高法237号裁定第一条所称“一审未经评估、清算即以不经清算不能公平、合理的解决本案纠纷为由对本案不予处理并驳回双方的诉讼请求，事实不清、法律根据不足”的事项，在本次重审中仍然存在事实以及法律上的障碍。

最高院认为：【事实上撤销了原抵销的后果】

三、关于合同解除后责任承担的问题

（一）关于违约责任的问题。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一方支付股权转让款、另一方办理案涉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双务合同。本案中，根据《合作开发协议书》《陕西省现代农业发展中心章程》相关条款的约定，股权转让方林放不仅未能提交王伟书面同意林放转让股权的文件，亦未提交能够证明现代农业发展中心向中集公司、李真签发股东证明书等文件，林放对外转让现代农业发展中心股权的行为有违上述文件的约定，已构成违约，一审法院认定林放未违约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股权受让方中集公司、李真在明知林放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心50%股权因其申请被北京西城法院冻结的情况下，仍要求进行股权变更登记，亦有违诚实信用，亦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关于“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中集公司、李真与林放对各自的违约行为应自行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将1.5亿元股权款和10686万元的投资款作为基数计算违约金及利息，有违当事人约定，亦无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一并予以纠正。

（二）案涉4000万元本息和6000万元本息问题。鉴于中集公司、李真在二审程序又在补充意见中明确表示如合同解除则应按照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处理，林放在起诉时亦明确应解除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关于“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本案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涉及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问题。1.关于4000万元本息。业已生效的北京高院第40号判决已明确认定该4000万元系因借款而产生，后转为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的对价，并明确释明“如果最终林放不能履行股权转让义务，则中集公司、李真可以通过追究违约责任的方式，对本案所涉4000万元借款本息行使救济权”。鉴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林放最终未能履行股权转让义务，中集公司、李真关于4000万元借款本息能得到救济的条件已经成就。为避免当事人诉累，故股权出让方林放应当返还股权受让方中集公司、李真4000万元本息。对4000万元本息，宜根据北京二中院第10020号判决所载内容及当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关于利息的规定进行处理，更符合将4000万元本息恢复至《股权转让条件》签订前的实际状态。即林放应向中集公司返还4000万元及利息（自2012年3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并扣除林放已偿还利息240万元）。2.关于6000万元本息。鉴于关纪武从2006年起陆续向北京通亚公司借款2745万元的事实，北京一中院已经作出生效判决。执行过程中，北京通亚公司、华恒公司、林放、关纪武于2012年1月8日四方达成《和解协议》。且对上述事宜，北京通亚公司、林放、华恒公司又签订《协议书》。结合以上情形，根据中集公司、李真和林放在《股权转让条件》中关于“中集公司、李真撤销林放及华恒公司对关纪武（案外人）的还款担保责任及相关附件文件，并由中集公司、李真责成原债权人北京通亚公司出具相关撤销文书”的约定，中集公司6000万元债权应恢复到《股权转让条件》签订前的状态，即案涉6000万元债权应由债权人中集公司另行主张。一审法院认为该笔债权应视为中集公司、李真对“卓越熙郡”项目的投入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予以纠正。

2. （2017）最高法民终53号  甘肃浙云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甘肃沃润商贸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关键事实：

各方合同约定：（五）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的约定。1、浙云海公司与沃润公司双方商定，上述土地开发权及开发成果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249,600,000元。2、沃润公司以本协议第二条所约定对胡德胜所享有的149,600,000元债权，抵销沃润公司对浙云海公司所负的部分付款义务，即抵销149,600,000元应付转让款。

甘肃高院认为：

在确认了沃润公司对胡德胜享有的149,600,000元债权合法存在的基础上，四方协议第五条第二款约定了该债权的等额抵销内容，第六条第一款约定了该协议签署生效后沃润公司对胡德胜享有的债权消灭等内容。因此，根据浙云海公司与沃润公司有关转让土地开发权及开发成果的对价约定，在沃润公司以对胡德胜享有的149,600,000元债权抵销向浙云海公司的等额付款义务后，沃润公司对胡德胜的债权即归于消灭。四方协议第六条第一款虽同时约定“如因本协议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导致乙方债权无法实现的，丙方对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债务仍应承担还款责任，并按照月息3%向乙方支付此期间的利息”，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债的抵销自通知到达对方时生效，且抵销不得附条件或附期限，因此在四方当事人签订四方协议时，该协议约定的抵销行为已经产生法律效力。据此，在沃润公司对胡德胜享有的149,600,000元债权因抵销而消灭的情况下，沃润公司诉请要求胡德胜承担偿还欠款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对此不予支持。

在四方当事人签署协议书后，该协议约定的抵销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沃润公司对胡德胜享有的债权消灭，应当视为沃润公司已经向浙云海公司履行了支付部分转让款对价的义务，在其未能依约实现相应权利的情况下，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浙云海公司以同意抵销的行为消灭了沃润公司对胡德胜的债权，但实际并未履行协议中约定的交付土地开发权及开发成果的相应义务，因此在各方同意不再继续按照原协议履行的情况下，应当对沃润公司所丧失的该笔债权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浙云海公司所称先履行抗辩权的问题。本案中其应承担的是因合同解除所产生的赔偿损失的责任，并非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违约责任，故不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先履行抗辩权。

最高院认为：

（一）关于本案相关债务是否构成抵销问题。所谓抵销，是互负到期债务的当事人之间，根据债务标的物的种类、品质，依法或经协商，进行相互抵销。抵销的构成，一是发生在互负到期债务的当事人之间；二是要求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即符合此种情形的任何一方都可要求抵销；如果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的，则需要协商一致，否则不能抵销;三是对于符合法定抵消的情形，只要一方当事人主张抵销并通知对方当事人，则抵销生效且该种抵销不得附条件和期限。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沃润公司和浙云海公司不构成债务抵销，而属沃润公司以债权给付转让价款的一种形式。第一，根据四方协议第五条第一款、第二款之内容，沃润公司作为项目转让的受让人，和项目转让款支付方，经与浙云海公司协商并经该公司同意后，其可将自己享有的债权冲抵部分转让款支付义务，该冲抵系债权转让（即债权转让给浙云海公司享有）。据此，合同文本虽写明的是“抵销其对甲方负有的等额付款义务”，但其本质上不属法律上的抵销。第二，四方协议的目的主要是进行项目的转让，浙云海公司和沃润公司作为项目的转让方和受让方，所订合同为双务合同，互负履行义务，一方交付项目，另一方支付转让款。合同生效后，无论是浙云海公司交付项目还是沃润公司给付转让款，均是合同履行行为，而非通过抵销不再相互履行，即从给付转让款这一履行行为看，其行为是单向而非双向履行。原审法院将上述事实认定为抵销，属事实认定错误。第三，沃润公司、胡德胜及浙云海公司三方关系，本质上不是抵销而是沃润公司将其享有的对胡德胜的债权转让给浙云海公司以冲抵应付的转让款，即浙云海公司取得对胡德胜的债权，之后胡德胜以自己实际控制和支配的浙云海公司26%股权（胡方心持有）转让给浙云海公司其他股东，从而最终达成上述转让款支付和利益平衡关系。换句话说，四方协议所谓“抵销”，实际上是沃润公司以债权冲抵应付浙云海公司的转让款，胡德胜通过将自己的股权（胡方心名义持有）转让给浙云海公司其他股东冲抵其负有的对浙云海公司的债务。原审认为上述三方构成相互抵销关系，与事实不符，也没有法律依据。据此，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二）关于合同解除及相关法律后果问题。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四方协议已无法继续履行，对此，各方均无异议。沃润公司据此请求解除该协议，各方亦无异议。审理中，作为合同解除相对方无论是否同意解除，均不影响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解除。原审根据合同相对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和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等情形，确认四方协议解除，依法有据。 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根据合同解除的上述法律规定，合同解除的原则是恢复到合同未签订前之状态，不能恢复的要进行补救和赔偿，也即能够相互返还和恢复原状的，需相互返还和恢复原状；不能相互返还的和恢复的，当事人有权要求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或要求赔偿损失。根据本案四方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行实际，沃润公司仅在形式上将享有的债权冲抵了部分转让款，浙云海公司尚未交付约定项目，胡德胜也未将其控制股权转让浙云海公司其他股东。四方协议解除后，符合相互返还和恢复原状的情形，依法应作恢复原状处理，即名义上已为浙云海公司享有的债权恢复为由沃润公司继续享有和支配，沃润公司不能再向浙云海公司主张相应债权。原审认为沃润公司的上述债权无法恢复，无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予以纠正。沃润公司认为其已将债权凭证交付浙云海公司，按约其与胡德胜之间的债权已经消灭，无法恢复，并未提供证据，也无法律依据。根据四方协议第二条之约定，沃润公司与胡德胜存在的债权债务事实及具体数额，胡德胜已作出承认，据此，其债权不存在无法主张的情形。同时，四方协议第六条第一款亦明确约定，本协议签署生效后，沃润公司对胡德胜享有的债权消灭，沃润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再向胡德胜主张原债权；如因本协议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导致沃润公司债权无法实现的，胡德胜对本协议约定的债务仍应承担还款责任，也即合同生效后，沃润公司不再向胡德胜主张债权；但同时约定如果合同被解除，沃润公司的债权无法实现时，胡德胜仍应承担还款责任，即恢复到原债权债务关系。据此，合同解除后，恢复原状并不违背协议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损害各方利益。沃润公司在协议解除后，不同意恢复其对胡德胜的债权，实有转嫁债务风险之嫌，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三）关于合同解除后沃润公司对胡德胜的债权确认问题。该问题涉及胡德胜应否承担偿还责任。根据四方协议的内容，该协议虽然涉及到多种法律关系，但主要内容为项目转让法律关系，其他法律关系，如沃润公司与胡德胜的债权债务关系、浙云海公司股东与胡方心的股权转让关系均为附从关系，均不构成四方协议的主要内容。根据沃润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其请求权基础为项目转让协议解除后的损失赔偿，而不是沃润公司与胡德胜原债权债务的确认和给付，故合同解除后沃润公司与胡德胜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根据沃润公司的诉讼请求，四方协议在依法解除并自行恢复其与胡德胜的债权债务后，其原有损失已因债权恢复原状而弥补，即沃润公司已自行享有对胡德胜的债权；至于有关债权的利息损失问题，因四方协议仅约定如沃润公司债权无法实现时由胡德胜承担利息，且沃润公司的请求基础并非债务确认及债务偿还，故沃润公司请求浙云海公司、胡德胜、胡方心对其原有债权及利息损失予以偿还，本院亦不予支持。同时，二审期间，胡德胜对沃润公司享有的原债权亦提出了异议，沃润公司与胡德胜的债权数额能否确定、是否合法属另一法律关系，沃润公司可另行主张。

再审说理中，最高院对该问题的评析更直接，按照此种逻辑，合同中债权的互相抵销/抵消与法定抵销并不一样，节选如下：

（2018）最高法民申947号  甘肃沃润商贸有限公司、甘肃浙云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本院审查认为，沃润公司申请再审的理由不成立。主要理由如下：

（一）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具有证据支持

关于涉案债务是否构成抵销的问题。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沃润公司和浙云海公司在涉案协议中的履行不构成债务抵销。第一，四方协议的目的主要是进行土地项目转让，浙云海公司和沃润公司作为项目的转让方和受让方，所订合同为双务合同，互负履行义务，一方交付项目，另一方支付转让款。合同生效后，无论是浙云海公司交付项目还是沃润公司给付转让款，均是合同履行行为，而非通过抵销不再相互履行，即从给付转让款这一履行行为看，其行为是单向而非双向履行。第二，根据四方协议第五条第一款、第二款之内容，沃润公司作为项目转让的受让人系项目转让款支付方，经与浙云海公司协商并同意，其可将自己享有的债权冲抵部分转让款，该冲抵系债权转让（即债权转让给浙云海公司享有）。据此，合同文本虽写明的是“抵销其对甲方负有的等额付款义务”，但其本质上不属法律上的抵销。第三，沃润公司、胡某及浙云海公司三方关系，本质上也不是抵销，而是沃润公司将其享有的对胡某的债权转让给浙云海公司以冲抵应付的转让款，即浙云海公司取得对胡某的债权，之后胡某以自己实际控制和支配的浙云海公司26%股权（胡某持有）转让给浙云海公司其他股东，从而最终达成上述转让款支付和利益平衡关系。换言之，四方协议所谓“抵销”，实际上是沃润公司以债权冲抵应付浙云海公司转让款，胡某通过将自己的股权（胡某持有）转让给浙云海公司其他股东冲抵其负有的对浙云海公司债务。因此，案涉债务并不构成抵销。

（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原审判决确认四方协议解除，于法有据。沃润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认为“合同解除的原则是恢复到合同未签订前之状态。不能恢复的要进行补救和赔偿，也即能够相互返还和恢复原状的，需相互返还和恢复原状;不能相互返还的和恢复的，当事人有权要求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或要求赔偿损失”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错误曲解了《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对已经履行的，应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经查，涉案四方协议签订后，浙云海公司并未实质性推进土地开发项目的实施，胡某也未将其控制的浙云海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其他股东，沃润公司也未支付项目转让款。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形式上浙云海公司享有的债权恢复为由沃润公司继续享有和支配，沃润公司可以继续向胡某主张相应债权。因此沃润公司不能对浙云海公司主张债权，而应当向胡某主张债权，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